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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那年的夏天,我结束了校园生活。搬着凳子回到土屋的时候,院里的梧桐树上蝉声悠长。爸问:“娃子,你跟华南一起到济源搞装修吧?”我不应声,觉得自己该留在村里写作。爸居然也同意了我这个近乎荒唐的想法。
我留下所有的语文课本,还有订了半年的《作文通讯》,其他的全卖给了收破烂的。然后,我跑到邻村的表哥家,借来高中语文课本,拿方格本,一字一字抄写上面的文章。记得第一篇是司马迁的《鸿门宴》,写得那么好,谁能想到这是一个被废了的男人写的呢。夏季过完,我也没有书可以借阅了。我死磨硬泡找父亲要了十几块钱,订了半年的《散文》。在地里干活儿的时候,遥遥看见乡里的邮递员骑着绿色的自行车经过,我就大声问他杂志来没来。他一摇头,我就继续抡锄头。
16岁的那个少年,醉心于古典文学和传统诗歌,捧着散发树脂香味的杂志,做着一个与土地无关的梦。有时候为了买本书,我常常骑着车子到县城,一来一回要骑70里。在无数个月满西窗的夜晚,我读着那些忧郁感伤的文字,不禁热泪长流。和我一起失学的同学,或出外打工,或在家游荡、借酒浇愁,而书就是我的酒,书就是我的肉。我太爱写作了,如疯似魔,村里人见不惯,就说:“这娃子学没上成,也不出去打工,成天在家写东西,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当时家里穷极。为了节省烧煤的钱,母亲在鸡叫头遍的时候就起床了。她穿衣服发出的声音很小,脸也不洗,戴上一顶灰色绒帽,挑起两只空桶,就到马路上去扫煤屑。看着她矮小的身材消失在混沌的夜色里,让我心悸。空气里流动着盐霜的气息,整座山梁空无一人,整个村庄一片静谧,只有“哗啦”的笤帚响动。在马路上扫煤的惟一的人,是我的母亲。
父亲嗜酒如命,虽然穷,也常到村子东头的“快活林”喝酒。有天深夜,父亲被两个人抬了回来。他的前襟上全是血,目光一片迷离。我问怎么回事,其中一个嗫嚅道:“你爸喝醉了,掉到井里去了!”母亲在一旁掉眼泪,我忍住,强作平静地把父亲架到自己肩头。
父亲的懒散和母亲的坚韧,让我无法继续待在家里安心写作。恰好村里一个同学介绍我到建筑队打短工,我也正愁没钱买书,于是兴高采烈地用化肥袋装了被褥,坐着三轮车和他一起赶到了200里外的工地。歇后语 4顺口溜 4俏皮话 4外文笑话 4国外笑话 4国外幽默 4现代笑话 4校园笑话
包工头是个肥胖的中年男人,同学将我介绍给他的时候,他正跟一个老太婆交待:“菜里要多放盐,要不那些猪头们吃得比狼还快;面汤尽量稀些,省得一袋面三五天又没了。”老太婆只是点头,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妈。我瘦弱的身躯显然令包工头失望至极,他挥挥手,让我去卸砖。
真正到了出力的场合,我才发现自己多么无用。同学很耐心地教我用一个铁夹子将五块砖轻松提起,可我根本没劲,只能用手去搬。干到暮色四合,我才回到住所。借着做饭的炉子火光,我发现自己的十个指头鲜血淋淋。那天的稀饭就是一碗清水,而炒土豆更是其咸无比。夜里躺下来,浑身酸痛。好像刚刚入梦,工头就叫嚷着开工了,睁眼一看,天才蒙蒙亮。
我在这个多风多沙的工地上干了一段时间,挣到45块钱就辞了工。10块钱坐车到县城,然后到新华书店,我用35块钱买下了那套三卷本的《余华作品集》。书已陈列多日,蒙着一层灰尘,却是我无上的宝贝。
就在17岁那年的冬天,我的一篇散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听到自己的文章被女主持人声情并茂地朗读出来,我简直难以置信。随后,我的诗歌开始在洛阳日报发表,散文发到了各报刊副版的头条。我觉得我的泪,我的心,都只能在文字里给一个人说听,而这个人就是我自己。即使寄出去以后,我也从来没想过自己的文字会真的印在纸上,让这么多人看。
1999年的秋天,我在村支书家里无意中看到大河报上的一则招聘启事,不禁动了心思。家里人担心我学历低,公司根本不会要,我说生活总会有奇迹,应该出去闯一闯,就一意孤行地坐上了开往省会的列车。
到郑州以后,我找到了那家坐落在繁华地段的文化公司,来应聘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人打着领带戴着眼镜,外表比我这个泥腿子文人有气质得多。我把粘着自己作品的剪贴本递给负责招聘的一位老师,三天后就被录取了,被安排在编辑一部。在这期间,我见到了许多省内外的学者作家,和各报社的记者们一起吃饭开会,眼界和见识都大为开阔。半年后,老总投巨资打算出一本书,可惜策划失利,市场运营极为惨淡,血本无归,我们最后在一起吃饭合影,就依依不舍地告别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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