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床保姆：贫困不是理由

前不久，陕西省劳务市场出现一种“同床保姆”。这种中年保姆除干家务外，还可与男主人“同床”，最高月薪可达2000元左右，较之普通保姆450元至500元的月工资要高出许多。有市民认为“同床保姆”就是一个长期包养的情人，有社会伦理专家指出，“同床保姆”实际上就叫做性伙伴，属于违法行为。

说白了就是提供性服务

这种保姆与男主人“同床”的现象，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既有一些穷困地区的农村妇女迫于生存压力，为了多赚钱而主动与男主人上床的情况，也与老人再婚困难有关。比如，老年人再婚会遇到许多麻烦，一是双方子女不同意，而且还容易发生矛盾，将来老人去世了，分割财产也是个问题。所以，一些人为了图个方便，就给老人找个特殊保姆，外人看是保姆，实际是老伴。有市民认为，“同床保姆”实际上就是一个长期包养的情人；社会伦理专家指出，“同床保姆”实际上就叫做性伙伴。

“同床保姆”是保姆的另类，是保姆职业的变异。首先，提供“同床保姆”服务的，几乎都是非法经营的中介公司，说白了就是靠“性服务”来吸引雇主。其次，一些贫困女性因为生存压力，在高薪诱惑下成为“同床保姆”。

“同床保姆”的出现是个非常严峻的信号。有的保姆开始可能是正常的被雇用身份，与男主人亲密接触后，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如果服务较好，还可能得到男主人更多的青睐，保姆的身份悄悄发生了变化。这样一来，“同床保姆”让性交易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对家庭婚姻具有巨大的杀伤力。

保姆作为一种职业，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同床保姆”并非保姆服务的优化和提升，相反会让保姆这一职业蒙羞，不利于家政服务业的健康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家政服务尤其是保姆服务有着很广阔的市场，同时也为更多的人实现就业提供了有力支持。“同床保姆”的出现，既是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公然挑衅，也会把保姆这一职业引向歧途，害莫大焉。

在此情况下，除了对“同床保姆”现象进行道德批判之外，有关部门绝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要采取有力措施净化家政服务市场。此外，还要关心孤寡老人的居家养老、社会养老和黄昏恋等社会问题，更要对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非法中介公司进行严厉打击，防止不法之徒以介绍保姆为幌子，设置各种陷阱，诱惑或逼迫那些出门谋生的贫困妇女“下水”，侵犯妇女的合法权利乃至人身安全。

贫穷不是理由

这些愿与城市老年男主人“同床”的保姆几乎都是来自农村，且年龄都在35岁以上。这个信息隐含的意思是：这些几近中年的农村妇女，满怀挣脱贫困绞索的希望进城之后，才发现鲜有企业愿意接纳她们，更缺乏获得相对较高薪资的职业技能，她们仅能胜任的家政工作，即便工资低廉也因竞争激烈而难以获得。在力图摆脱家境贫困、劳务市场竞争激烈的现状“夹攻”下，她们于是选择了“同床保姆”。

中年妇女还需进城挣钱，只能说明她们是贫困所迫，假若她们家境尚可，或者城里有供她们挣“体面钱”的机会，或者其他就业岗位的报酬较为满意，谁又愿意这般卑贱地“委身于人”？须知，就为挣这点钱，她们将承受社会吐来的道德口水，将付出“在世人面前抬不起头”的巨大代价，尤其在她们的灵魂深处，更将永远背负着“道德自责”的十字架。当然，“同床”行为中可能发生的纠葛或意外，以及可能承担的违法责任就更不待言。

可见，和那些每月只挣四五百元的保姆相比，“挣大钱”的“同床保姆”并不是想象的那样风光幸福，她们属于比普通打工者群体更辛酸、更可怜的一族。但即便如此，贫穷也不能成为让保姆沦落成为性伙伴的理由。

（出处：清风网络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