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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高得离谱，大学学费高得离谱，医疗费高得离谱，腐败严重得无以复加，但中国人全像绵羊挨宰似的一声不吭。这曾经让我奇怪。
我的结论是：
中华民族的行为动机既简单又复杂。
说简单，是因为目标和性质是属于原始的、本能的，很浅。
说复杂，是实际表现曲折迂回，变化万千。
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心理，在行动时的原则只是三条：
第一，对我有利就行。
第二，要立竿见影，必须马上见效。
第三，效果必须很大。给政府提一条意见，政府就必须马上通过决议并颁发红头文件。自己发一通号召，就指望各方响应，趋之若骛；给改革指一条路，马上就转变了世道人心，自己一反腐败，立刻全国各级政府上下政界处处变成朗朗晴空。
根据第一条，只要对我有利就行，所以中国民族有三多：汉奸特别多，专制独裁者特别多，走狗特别多。
如果你指望中国人对改变自己的命运有所行动，那么你就必须同时满足上述着三个条件；否则，任凭你磨破嘴皮也白说。
包括鲁迅在内的名人，没听说哪个不承认中华民族奴性深重的。鲁迅和孙中山等人，无不痛感唤醒国人之难。其实，中国人只是在等待上述三个条件齐备。奴性，是我们的重要标志。其实这也不完全正确，在奴性之外，中华民族还有“暴民”的天性。在暴君的欺压下久了，一旦起义的时机成熟，中国人就倾向于把皇族砍瓜切菜般斩尽杀绝。义和团、太平天国、文革都是例子。
当奴才的时候，中国人具有世界绝对第一流的忍耐精神。他们对主人一味歌功颂德唱赞美诗，费着心思猜主人想说的话。中国人往往连一个具有实质性的小小的建议也不敢提。但这决不是真的彻底屈服或驯服，奴性的表面之下，是在忍耐，是在等待时机，不是真服从。但由于这三个条件很难同时具备，结果这种忍耐往往就成了一部分中国人终身奴才的借口和精神慰籍方式。
如果中国人能在等待中坚守自己的“贞操”也就罢了，问题是他依然要生存，所以就在等待中依然要按第一条原则“只要对我有利就行”办事。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迫害张志新的时候，他同样上手；给张志新平反的时候，他同样拥护；悼念张志新的时候，他说张志新真伟大；若社会上又出现了第二代张志新的时候，他会一边继续迫害一边咒骂：“你算什么东西！你比张志新差多啦！……”他会不断地重演这种历史，永远不知羞耻。只有到了革命高潮例如一九四九年那样解放军全面胜利的时刻，他才宣布起义，如此他又是光荣的一员了。大跃进时大家都跟着大炼钢铁，放卫星，文革时大家都跟着破四旧，批斗走资派；打倒刘少奇时都拥护，给刘少奇平反时也都拥护。中国人绝大多数情况下就这么跟屁虫似的活着。
纵观历史，中国人的角色只是在奴才——暴民两个角色之间循环，奴才是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角色，成为暴民的阶段往往是昙花一现。
理解了这一点，你就明白，为什么当少数人反腐败的时候，大多数人会说风凉话：“你反腐败有什么用？算了吧！……”
理解了这一点，你就明白，为什么当黑社会雇佣杀手的时候，那些杀手决不管杀的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以前说过，每当革命或起义成功的时候，历史上中国的形势总是发展得很快，快得出人意料，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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